欧美“再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果，仍然不得不面对成本偏高的现实，以及国内政治既得利益的掣肘……这注定“制造业回归”将是一条坎坷路
　　如今，史兆威已是哈佛大学商学院专门研究美国制造业生态的教授，但在他担任柯达高管期间，亲眼目睹了美国企业将产业发展机遇拱手让给日本等竞争对手。结果便是，今天几乎美国家家户户使用的都是日本产的数码相机。
　　“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美国需要复兴制造业，从而为长远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他告诉《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让他忧心的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制造业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他与加里·皮萨诺合着的新作《创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制造业逐渐衰落的图景：1950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7%，占美国就业总量的31%，然而到了2010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降至12%和9%。截至2011年底，美国制造业岗位不到1200万个，而在美国制造业顶峰时期的1979年，这一数字是1960万个，平均下来，大约每年流失逾23万个制造业岗位。
　　英国制造业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
　　西北重镇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纺织机器诞生于此，并由此发轫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纺织中心。但随着纺织业向亚洲等地区转移，曼彻斯特早已不见当年的生产盛况，只留下一个沧桑的老城。
　　数据显示，过去30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1990年，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还有22%，到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
　　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过于依赖金融业等虚拟经济对国家经济整体造成的危害。
　　“不需要制造业也可以成为全球创新者的设想‘非常危险’，政府和企业必须尽快摈弃‘去工业化的试验’。”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了呼吁。
　　于是“再工业化”开始被提上日程。
　　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
　　英国政府自2008年起也多次发布制造业发展战略，成立战略投资基金资助制造业。2011年还确定了制造业五大竞争策略：占据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加快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增加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帮助企业增加对人和技能的投资、占领低碳经济发展先机。2011年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还专门设立“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师奖”，奖励那些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奖金高达100万英镑。
　　尽管举措众多，但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欧美制造业复苏必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最终能否真的实现，目前还难有定论。
　　危机后的反省
　　“金融市场不仅能给经济增长的巨轮提供润滑剂，而且其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巨轮。”这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名言。在他看来，金融业是美国的独特优势，是美国经济的中枢神经，金融业的发展事关美国经济的福祉。
　　具有类似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这些人主张鼓励金融创新和非制造业的发展，而无需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产品可以从国外进口，而无需在美国本土生产”。
　　这一思潮给美国的产业发展和人才流向造成了很大影响：数学天才们不愿去工业研究所而是热衷于华尔街，政策制定者对发展制造业也缺乏重视。这造成了美国向制造业、理工科研究的资源投入不足，也使得美国广大民众对于科技类的知识积累不感兴趣。
　　“美国幼儿园的老师本人都对科技类知识不熟悉，自然也会避免和孩子们谈及科技类知识。”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克劳斯·克莱因费尔德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过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开始反省。
　　“以前，人们通常对制造业有着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制造业是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将产业外包到世界各地。”史兆威谈到，但如今，在很多工厂中，制造业已经能成为一种知识型工作。比如，复杂的精密机械加工，就要求必须能够以在经济上可行的成本，生产出大批量而且质量极高的组件。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马丁·贝利认为，占美国经济总量不足10%的制造业难以扛起美国经济复苏的大旗，但是制造业的研发占到美国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70%，对于维持美国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布鲁斯·卡茨也认为，制造业是创新的生命线，尽管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是制造业当前雇用了美国35%的工程师，占到美国企业研发总投入的68%，制造业的专利数也占到全美国专利总量的90%。
　　英国政府似乎也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正从传统制造走向高科技制造，制造业的从业大军也日趋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车间生产和机械操作外，更多的是从事研发、设计、销售、售后服务等配套工作。
　　“我们的策略是，高价值设计和创新。”英国商业、创新与技术部商业与企业国务大臣普锐斯克曾明确表示。
　　回归的基础
　　虽然让欧美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但金融危机却使政府认识到忽视制造业发展的危害，制造业也算因祸得福，得到了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国家人力成本上升也给欧美制造业回流带来了机遇。
　　美国咨询公司AlixPartners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中国工人工资增长了30%，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5%，运费平均上升了5%。
　　去年，英国纸品生产商Filofax公司将50万套记事本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英国爱丁堡南部的达尔基斯。给出的理由便是：中国工人工资快速上涨，如果将运输成本和交货时间等因素均计算在内，在英国与在中国生产成本的差距已大幅度缩小。
　　更重要的是，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科研、设计、创新方面的优势使它很有希望在制造业细分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
　　以汽车业为例，尽管英国多个汽车品牌已经易主他国，但这些汽车的设计和生产仍然在英国进行，并已从传统制造形态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变，例如技术和设计创新。
　　此外，在节能技术方面，英国汽车业也享有盛名。去年英国新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2.7%至每公里133.1克，为过去10年来最低碳排放水平。在欧洲汽车业普遍萎缩的情况下，英国一枝独秀，新车登记量增长5.3%至204万辆，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再者，英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不少企业依靠个别专利设计就能在其所属的细分市场上占据庞大市场份额。这些企业或许不像世界500强那样声名鹊起，但是在业内却都是赫赫有名。例如，欧洲最大油气业阀门制造商OliverValves起家之初，就是其创始人设计了一种防泄漏能力极强的阀门，它的第一笔订单来自中国一家合成气炼厂，第二个客户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天然气集团,如今这家私企已走过30个年头。
　　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芯片设计商ARM控股公司也是一个成功范例。ARM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优秀的商业模式，它本身不生产芯片，而是进行芯片设计，然后将技术知识产权授权半导体公司，后者每生产一个ARM设计的芯片，就要向其缴纳一定的版税。目前全球95%以上的手机以及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子设备都在使用ARM技术。金融危机以来，ARM业绩非减反增，成为伦敦股市上的热门蓝筹股。
　　专家认为，虽然欧洲普遍出现了制造业衰落的现象，但是从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品牌、具有前瞻性的环保要素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仍然十分强劲，其工业部门获得的附加值也具有全球最高水平。此外，欧盟还掌握着接近50%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这些因素都是欧洲“再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回流假象
　　制造业回流似乎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果”。
　　数据显示，与2010年1月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阶段性低点的1150万相比，美国制造业在此轮经济复苏期内已经增加了约50万个就业岗位。
　　不过真相可能并不像数据表现的那般乐观。
　　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上述制造业岗位与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创造的约580万相比，约为9%，这与制造业岗位占美国就业岗位总数9%的比例基本相符，而制造业在此轮经济衰退中大幅裁员226万人，占到制造业总雇员人数的约20%，远超过制造业在美国雇员总数中的比重，因而并不能由此判断美国制造业迎来了“第二春”。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看，美国就业岗位的回流更多是出于成本驱动，而非新产业驱动。因此不少专家认为，岗位回流这可能只是阶段性趋势，尚难成为洪流，因为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工人时薪已经高达约20美元，超过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约两成，因此美国的制造业岗位难以大幅提升。
　　有业内人士测算，惠而浦在中国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约四分之一。因此，其美国重新设厂的象征意义似乎大于实质意义。而且从已有案例来看，在美国设厂往往是几十人的小规模工厂，大规模的生产依旧是在劳动力更便宜、更具有灵活性的亚洲国家。
　　“制造业岗位回流不会成为潮水般的趋势，亚洲已经不是当仁不让的唯一选择。”美国制造商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联盟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梅克斯特罗思谈到。
　　卡茨的观点更加明确，在他看来，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损失的700多万就业岗位很难全部回流美国，预计美国在未来只能增加200万--3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政治障碍
　　索林德拉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是奥巴马政府首批给予贷款担保的能源企业之一，曾被奥巴马政府称为创造绿色能源就业的“典范”。然而，该公司却在2011年8月底由于经营不善而宣布破产，1100名员工失业。
　　在2012年大选临近之际，共和党将此事件放大，指责奥巴马政府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仓促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导致纳税人遭受损失。受此牵连，新能源规划、智能电网、后碳时代这些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在美国去年的大选期间都成了政治忌语。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在去年提出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试图将制造业企业的最高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低到25%，以此来吸引制造业岗位回流，但是美国国会至今没有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以往的经验，任何重大税收改革势必要与美国两党发生冲突的政府预算等议题挂钩。
　　“美国目前的这种状况，可能会把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机遇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达雷尔·韦斯特不无担心地表示。
　　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许多振兴制造业的规划，但大多是指导性的，而非具有行政强制性的计划。
　　卡茨就评价说，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形成对扶持制造业振兴的全面战略，联邦政府对于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执行和制造业有关政策的是商务部、劳工部、能源部等多个联邦政府部门，从而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制定扶持制造业振兴的系统化战略。
　　本刊记者在弗吉尼亚等州采访时了解到，虽然美国希望能尽快提高清洁能源占全美发电量的比重，而电力企业也在向民众努力推广太阳能电力的入户工作，但进展并不顺利。不仅遭遇到政府补助不足、传统能源具有更大价格优势等瓶颈，而且智能电网建设也遭遇到地方政府不配合的尴尬。
　　不过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发展计划也与较为重视传统石化能源发展的共和党阵营存在较大冲突。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市长格雷格·菲舍尔指出，由于政治机制使然，当前的美国无法静下心来讨论如何向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工业强国学习，而整天都在忙于解决“财政悬崖”之类自导自演的短期挑战，这使得美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
　　事实上，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往往需要较长的培育期，美国当前的政治机制并没有给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摸爬滚打的条件。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的国会选举、四年举行一次的总统大选，会使得美国很多议员将注意力都放在超短期议题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任职时间内为自己连任创造得分点。近几十年来党派观念日益浓厚的华盛顿政治现状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税收等经济议题上分歧明显，而美国几乎所有大型国家工程的预算和税收议题又必须经过国会审批，因而导致效率迟缓，索林德拉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