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拥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名望与地位，然而，对于在那耀眼的光芒下出生、长大的两个儿子而言，这样的一个父亲会令人生变得轻松还是沉重？

　　1946年6月4日，那是胡适又一次离美归国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5H房间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寂静的灯影下，胡适一直在埋头整理这些年来与亲友往来联络的信件，纸片摩擦而发出的紧促而轻微的声响，令安静的夜晚也不免流露出那离别前的匆忙。劳碌了整整一夜，当晨曦照进房间的时候，胡适感到已经困倦不堪了，方才想到上床去睡。

　　这时，已经是6月5日的早上6点多钟，而停靠在纽约港湾里的“塔虎脱总统”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就要起航前往中国，此后将是长达一个月的漫长而痛苦的海上颠簸。今天中午的时候，胡适在美国的众多朋友将要接他去码头，于是，留给这位已是56岁且患着心脏病的人的休息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然而，睡了还不到3个小时，胡适便又急忙起来，整理完信件后，他想起临行前还有最后一桩心事：5年前他的小儿子胡思杜来到美国读书，再过几天就是毕业的日期，尽管在离开之前，胡适都没来得及与儿子再见上一面，而且最近以来，父子间的沟通也有些并不融洽，但胡适还是想了一些要嘱托的话告诉儿子。于是，在上船之前，胡适已顾不得休息，起床写下了回国前的最后一封信，并把它寄给了在美国中部的胡思杜。

　　不知是不是人老思亲的缘故，那些天，胡适常常想起自己孩子的事情。

　　10天之后，“塔虎脱总统”号已经穿过巴拿马运河，来到了太平洋的海面上，胡适也从起航最初的身体不适中恢复了精神。漫长的航海，因少了世事纷繁的叨扰，行人在闲闷的时间中，则容易坠入一种沉思里，并泛起一些往日里无暇顾及的心事。

　　那天夜里，胡适感到船上热得厉害，在床上看书，到半夜后，还不能入睡。当天正是小儿子毕业的日子，又是美国人的“Father'sDay”（父亲节），然而这样的一个日子，却令胡适感到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尴尬：一则是因为“父亲节，儿子没有打电报给我。”多年以后，胡适依然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另外就是，胡适似乎已预感到小儿子不能正常毕业的现实，一直以来，儿子在学业上的糟糕成绩，正是这位国际知名学者的心结所在。

　　已是凌晨两点钟了，无法入眠的胡适又披衣起来，写了这样一则电报给他们一直昵称为“小三”的那个孩子--胡思杜：

　　“Congratulation！Whateverhappenstoday，myloveFather.”（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恭喜你！爱你的父亲。）

　　像这种宽慰的话，胡适很少向儿子们说起，也许直到最近，当孩子们突然长大的时候，胡适方才意识到，一直以来，他都很少关心过他们的感受。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胡适拥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名望与地位，然而，对于在那耀眼的光芒下出生、长大的两个儿子而言，这样的一个父亲会令人生变得轻松还是沉重？虽然这个家庭能够给予孩子太多令人羡慕的方便，但是，自从继承胡适血脉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成长却也背负了世间过高的期望。

　　期望

　　1919年3月16日，胡适与江冬秀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母亲，胡适便给这个孩子取名祖望。不久，初为人父的胡适便作了一首诗《我的儿子》。

　　那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旧时代的道德伦理、家庭关系受到一股狂热思潮的猛烈冲击，崭新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被介绍、讨论和传播，一切传统的伦常秩序都面临着被推倒重建的命运。

　　而当时，胡适正是倡导这一运动的领袖和新青年的导师，在青年时期7年的留美生活中，他曾熟稔西方家庭教育的特点，目睹了美国家庭中长辈对子女的宽容、孩子对自由独立人格的追求，如此种种无不引起他由衷的欣羡，与此同时，他又深感于在旧家庭中人之个体所受到的羁縻，在虚伪繁缛的规矩中心灵与情感所受到的折磨，于是，他不愿再依循那样残忍而腥腐的方式养育自己的儿女。

　　因而，这首《我的儿子》，便可看作，在他所憧憬的社会里，胡适之于父子关系的一种设想与表达。这岂能单是一己的觉悟？他更欲号召群伦、唤醒青年，于是，该诗写完后不久，胡适便将它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的文艺栏上。那虽是各类新思潮被争相讨论的年代，但“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依然语出惊人。

　　几天后，有一个叫汪长禄的人就写信给胡适，针对这首诗所流露出的“奇怪的思想”发表了他的意见。汪长禄认为胡适在诗中把“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义务者，一方面变成了跛行的权力者”，未免太“矫枉过正”了。他说，在旧时代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他劝告胡适，若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一般根底浅薄的青年，动辄抄袭名人一两句话，敢于扯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

　　胡适则说：“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并不曾教训我家的儿子！”他又重申“父母于子无恩”的观念，这里所讲到的意思，都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因为在旧的家庭关系中，做父母的动辄将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这是他所不忍目睹的。“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不管了。”

　　至于父子之间的关系，虽然难以见到胡适再有专门的文章来作细致的定义，但从一些生活的细节中，倒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西方家庭文化的认同，其所一直倡导的个性独立、宽容平等、彼此尊重等这些普遍的价值，他希望同样也适用于家庭。

　　胡适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并非没有期望，当然，在这一方面，他与通常的人们就无甚差异了，也免不了一些“望子成龙”的常情。1929年，10岁的胡祖望离开家庭去苏州读书，胡适写给儿子的第一封信，就对学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消失”的父亲

　　教育儿女是一种学问，但却更是琐屑的生活。诚然在胡适所阐述的道理、所主张的立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者所应有的深思睿哲，但是，“父亲”毕竟还是烟火生活里一个具体而实际的肉身，在这一方面，胡适却没能承担起他的角色所应当的职责。

　　1920年8月16日，江冬秀为胡适产下一个女儿，取名素菲。又第二年，正值胡适30岁生日那天，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世间，为感激他的导师杜威先生，便取名思杜。那几年里，孩子们的相继到来，渐渐壮大着这个家庭，然而此时，胡适却早已因“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他的生活已被公众更多地牵涉，再无暇专注于教导孩子的事情。

　　他们的女儿素斐，在5岁那年患了一场病，因救治不及而夭折。想起这件事情，胡适常常自责，有一次他写信给江冬秀，说：“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

　　1930年，胡适膝下的两个孩子，祖望已经11岁，思杜9岁。这年夏天，上海中国公学的毕业生罗尔纲，被胡适请到家中辅导两个孩子读书。罗尔纲曾这样记述胡适夫妻一天的生活：

　　江冬秀每天上午都在管理家务，下午2时去亲朋家打麻将，晚10点时汽车接她回家，才去接胡适。可以说，胡适过的是社会活动家的生活。他每天的生活如下安排：上午7时起床，7时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晚11时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至次晨2时才睡觉。每晚睡5小时，午餐后睡1小时。星期天不同，上午8时到12时在家中做礼拜，接见那些要见他的不认识的人。下午在家做工作，不接见人。胡适每天下午是6时下班，到11时共5个小时。他在什么地方晚餐，晚上和什么人聚会，我没有打听过。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5个小时，是胡适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交际在此、娱乐在此。胡适每天的时间排得密密麻麻如此，他的生活是铁定不移的。

　　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即便在家，也很少有时间同孩子们一起玩，在儿子们的世界里，父亲就彷佛消失了一样。况且胡适还要常常来往各地访问讲学、或是出国游历，那时候，江冬秀写给胡适的家书中，常会提到这样的事情：“小三每天早上起来要找爸爸，晚上也要找你，长长（常常）的愁哭起来”，“他自从你走到现在，无日不想爸爸，长长（常常）一说就要哭。”

　　父亲的来信

　　胡适的故乡绩溪是古代徽州六县之一，那里的人们自古便有出外经商的传统，并在明清两季一度形成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的徽州商帮。那时候，遍布天下的徽州商人为了方便沟通信息、联结情谊，或是传递各种商业上的协议文书，于是便有了频繁的家书往来。

　　或是继承了故乡的这种遗风，胡适也有勤于家书的习惯。1918年，胡适自绩溪结婚后回到北大，为释除老母的悬念，即拟“每日一封信到家”。有人曾经统计，在1915年至1919年的4年时间里，胡适平均每天要写3封信左右，按最保守的估计，胡适的一生至少写过2万封书信，可以料想，其中写给家人的书信自然也十分频繁。

　　因为经常不在儿子身边，书信就成了胡适教导孩子、交流感情的主要手段。当儿子们相继读书以后，胡适也时时要求他们养成常写家书的习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从目前留存的胡适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件来看，却多是些刻板生硬的说教。

　　由于他对子女期望过高，当儿子的考试成绩并不如意时，胡适则一反常给人的那种宽容且极有修养的形象，极不耐烦地在信中数落孩子。他曾给长子胡祖望写过这样的信：

　　“今天接到学校报告你的成绩，说你”成绩欠佳“，要你在暑期学校补课。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那这表。你在学校里干的什么事？你这样的功课还不要补课吗？我那一天赶到学堂里来警告你，叫你用功做功课。你记得吗？你这样不用功，这样不肯听话，不必去外国丢我的脸了。今天请你拿这信和报告单去给倪先生看，叫他准你退出旅行团，退回已缴各费，即日搬回家来，七月二日再去进暑期学校补课。这不是我改变宗旨，只是你自己不争气，怪不得我们。”

　　这种急躁或是一些父亲年轻时的通病，后来胡适也常提到自己的问题。1939年，他在给江冬秀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老了，稍稍明白了，所以劝你以后不要总是骂他。你想想看，谁爱读这种责怪的信？……我和你两个人都对不住两个儿子。现在回想，真想补报，只怕来不及了。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又说：“我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惭愧，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

　　“不成器”的儿子

　　或许是责怪的信太多了，久而久之，胡适的孩子们就“不勤于写家书”了，尤其是小儿子胡思杜。抗战开始后，为争取外交上的支持，国民政府动员胡适远赴美国，从此开始了一段很长时期与家人分离的生活，空间上的遥远似乎更加剧了父子间的疏离。

　　反映在家书上，就是父子间的直接通信少了。1937年10月19日，胡适致信江冬秀：“小三（胡思杜）怎么不写信？我盼望你们常常写平安信来。明信片也好。”11月底，胡适写信又问：“小三应该写信给我，怎么一封都没有？”12月17日，胡适写信给江冬秀又问：“小三肯用功吗？”

　　而据现存的资料统计，自1937年9月离开中国到1941年5月，胡适写给胡思杜的书信也只有3则而已。即便如此，胡适还是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了解到了儿子的事情，只不过，这大都是一些令人失望的消息。

　　胡思杜幼年曾患肺结核，鉴于女儿因此早夭的教训，江冬秀格外地注意护理，除加重营养外，便是采取强迫睡觉法，后来肺病虽养好了，但性情却变得孤僻，不爱交际，不爱运动，沉默寡言，独来独往。1934年曾考入育英如中学，但因前后失学多年，养成了不读书的习惯，在学业上也毫无兴趣。

　　抗战开始，思杜随母亲迁居上海，虽读高中，却经常出入回力球场、跑马厅、跑狗场，学业几乎全部荒废。1937年，江冬秀写信对胡适诉苦道：“小三太懒，我要叫他写封信，除你看定他，还是老样，都要把我气死。好吃慢做，一天嘴里都是戏。书面上乱写，糊里糊涂的。我最恨三教九流的说话，他是天文地理全知，同人家瞎说八道的，这个儿子，日后必坏。”儿子整日耽于游乐，令江冬秀气恼不已，她听说美国有这一种学校，是教会里人办的，“里面吃食很苦，管的很严，不读不做不行”，于是便与胡适商量将儿子送到美国去。

　　胡思杜在上海的情况，也被胡适在上海的一些朋友注意到，1940年11月19日，竹生写信给胡适说：“小三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不久，胡适在施太尔给胡适家人拍的电影片里，也注意到胡思杜走路有些摇头摆耳的神气，于是便决定安排他来美国读书。

　　胡思杜于1941年5月到美国，进入费城教友会办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College），然而依然旧习不改，没有心思在学业上，在哈弗福德读了两年后，便又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读了一年后，一个学期5门功课，胡思杜竟4门全不及格，这时，胡适已感到儿子“正途出身”是没有希望了，于是就让他选一科爱读的历史课，“用全力去试试看，余力去学写中国楷书”，预备将来替自己做钞手。

　　那个时候，因为胡思杜在学业上的“不成器”，更加导致父子关系进一步僵化。在胡适回国之前，他的特别护士哈德门小姐曾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推测他（胡思杜）非常渴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建议。我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是他饥渴地想要跟你有真正的沟通的时候。这也将有助于他在攀援人生的阶梯当中找到一个歇脚之处。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在这一个迷失的阶段里，可以说是成熟最多。如果你能够做到不要让他对你望而生畏，你见到他的时候，气氛就会比从前好多了。思杜很失望，在他日趋成熟的当下，你和他连好好相聚一下的余暇都没有。”

　　父亲，我的敌人

　　1946年6月15日晚，在归国的轮船上，胡适久久难眠。

　　在这个孤独的“父亲节”，他想到两个已长大的儿子，以及那早夭的女儿，当过去20多年里与子女相关的诸端种种又涌上心头的时候，胡适早已被一种深重的惭愧所击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我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没有应我能够尽的责任！”

　　尽管随着年岁的增长，胡适越来越意识到对儿子宽容的重要性，然而，弥合父子之间的那已深的裂痕又何其容易？

　　胡适回国后，胡思杜在美国就成了断线的风筝，吃喝玩耍的恶习更加厉害。他读了两所大学均未能毕业，后面的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上课，胡适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下一身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被警察找去，后来由胡适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胡适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不得已，胡适于1947年10月托朋友将其送回国，跟自己住在一起。

　　据邓广铭回忆，胡思杜回国后，因他在美国学过历史，不少人看重胡适的面子，纷纷要给胡思杜介绍工作，其中山东大学最为积极，但都被胡适所拒绝。他清楚自己的小儿子绝非研究学问的人才，弄不好反有伤自己的声望，更不愿损毁那些热心朋友的情谊。于是，在回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胡思杜都是在家闲居，且被父亲交给毛子水教授管教，直到1948年8月30日，胡适才让胡思杜到北平图书馆“做工”。

　　这让胡思杜不免对父亲生了怨愤之心。1948年12月，中共军队包围北平，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一家去南京，胡思杜却出人意料地执意留下，反复劝说依然无效。江冬秀很是难过，但又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给他留下了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让其准备结婚时用。胡适夫妇飞南京后，第二天又有飞机来北平，胡思杜仍不肯走，只是将父母日用衣服等整理了捎去南京。

　　这次分离，固然是胡适父子由来已久矛盾的一次爆发，但或许还应看到，在那个时代，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之间已经在政治上存在了分歧。现实的败坏，令青年们感到，他们父辈所支持的那个政府，是那么令人深恶痛绝。于是，又何止是胡思杜，同样的决裂也曾出现在陈琏与她的父亲陈布雷之间，出现在陶希圣与陶琴薰父女之间。

　　如果说，从此以后，原本仅是以亲情、血缘就可决定的家庭关系开始受到政治力量干预的话，那么，此时的分离也只是序曲而已。留在北平的胡思杜没有料想到，不久之后，他与父亲的关系，就在更激烈的一场运动中彻底走向崩裂。

　　当时，胡思杜被组织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改造。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载了他在学校的“思想总结”第二部分，即标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胡思杜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进步性。”并且强调：“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此文一出，立即在海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傅斯年辩驳说，胡思杜虽年少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不致如此凉薄。而胡适则是有口难言，极为尴尬。

　　而在大陆，这一事件似乎只是序曲。在此后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中，批判父亲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千百年来，以亲情和血缘所维系的家庭关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政治的高压下，一个个“无父”的家庭被制造出来。

　　胡思杜之死

　　胡思杜批判父亲的文章，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很大，他也因此受到了表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以后，他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部”）做讲师，教历史。

　　去唐山之前，胡思杜从舅舅江泽涵家取走了寄存在那里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那是母亲临走之前留给他以备结婚用的，胡思杜说他要与父亲划清界限，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

　　到唐山后，胡思杜工作很积极。那时，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一直持续着，胡思杜“觉得父亲是有罪的，他是在为父亲赎罪”。1957年，胡思杜为争取组织信任，积极表现，就主动地给他所在的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不料学院领导转身便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起批判。

　　1957年秋，唐山铁道学院的院子里贴满了批判胡思杜的大字报，批斗他的大会已经开过许多次，胡思杜渐渐精神崩溃。9月21日晚，他在绝望中自缢身亡。

　　临死之前，他写了一封遗书给胡思孟--一位铁道部印刷厂的工人，遗书中说：“我现在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其实，当时他在大陆的亲人还有舅舅江泽涵、远房堂弟胡恒立等，因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而怕连累他们。

　　胡思杜死后，他的同事从他遗下的钱中拿了200元买了一口棺材，胡思孟闻讯赶来后，将其葬在校园外后山坡的荒冢堆里，只是立了一个小木牌。而身在海外的胡适夫妇至死都没有得到小儿自杀的确信，胡适在遗嘱中还留了一份遗产给自己在大陆的儿子。

　　（本文选自《看历史》2012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