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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全球经济无可避免靠发钞票度日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2-09-13  作者:中国中国POS机网  浏览次数:412
核心提示:  香港《信报》8月11日文章,原题:全球经济无可避免日本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

  香港《信报》8月11日文章,原题:全球经济无可避免“日本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西方有一枝独秀的美誉。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线,资本泡沫逐步破灭,随后进入经济萧条期。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如果情况持续很久,会否重蹈日本经济崩溃的覆辙,值得深思。

  进入萧条期之后,日本的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第一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一直是降息;二、到1996年,经济有所恢复,此时日本经济进入第二阶段:1997年至1998年,日本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结果导致经济重新陷入萧条;三、此后进入第三阶段:1999年2月12日至2000年8月11日,实施为期十八个月的零利率政策,但是此时的日本经济也没有恢复,零利率政策以失败告终;四、随后日本经济政策转入第四阶段:从2001年到2006年,开始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2006年3月,日本宣布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恢复传统利率制度;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开始零利率政策,此可以算作日本经济的第五个阶段。

  利率稍加负债剧增

  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日本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除了1997年前后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政策。这是由于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初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结果导致大量的政府财政赤字;政府负债的同时,日本企业也背负巨大债务,导致日本不能加息,只要一加息,政府和企业的还贷负担就会大大加重,从而导致经济恶化,重新回归萧条。

  1998年日本重归萧条,普遍认为是加息导致,因此日本只能在货币宽松的基调下一路堕落下去。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债务,而且仍在不断攀升。世界银行的标准是,国家债务不得超出GDP的60%,这个标准是以中等水平的利率计算,如果把利率定得非常低,那债务也可以增加到GDP的100%,甚至更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必须以长期的低利率为代价。美国、日本、欧盟部分国家的财政从技术上已经破产,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其低利率政策降低了其维持债务的成本。

  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次优选择,虽然对刺激国内需求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是有限的。日本在量化宽松政策期间,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增加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效果并不明显。

  量化宽松引来滞胀

  1991至2001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了95%,但货币供应量(M2 +CD)的增长率仅为30%。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2001至2003年,日本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为14.6%、22%和16.9%,而货币供应量(M2+CD)的增长率分别为3.1%、2.9%和1.6%。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乘数下降,缺乏货币乘数这个杠杆,仅仅增加基础货币,是不可能造成货币供应上升的,这样的结果也必将在美国出现。

  不过,日本的量化宽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小,日本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只有通过日圆套利交易才可以对全世界流动性产生影响。而美国则不同了,美国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就意味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这将导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最终使美国面临滞胀。

  世界经济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可以称之为作茧自缚,也可以称之为自食其果,甚至是自取灭亡。这已经不再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智慧所能起作用的问题了,而是西方国家的系统性风险。这个系统性风险不只存在于其经济内部,而是广泛存在于其政治经济体系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非都是无能之辈,但是他们身处这样的政治体系,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这个庞大的政治系统,多如牛毛的利益团体,盘根错节的政党政治,都降低这个政治体系的自我纠错能力。

  日本、美国及欧盟的不少国家要摆脱高额债务,除了不断平衡预算之外,只能开动印钞机稀释债务,这也就决定了世界上将有足够的货币来维持较低的借债利率。

  有人可能会说,政府印刷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反而会带来提高利率的外在要求;但一般来说,巨大的通货膨胀都来源于经济过热,如果没有经济过热则不会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印钞这些通货膨胀是温和可控的,发达国家也不会有任何央行会愚蠢到印钞印到通胀不可收拾的局面。

  世界大格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情已经非常不一致,发展中国家已经迎来第二轮经济危机的时候,发达国家还没走出上一次的经济危机,也就是她们极有可能上演日本行情,最近一段时间国际上流行的脱钩论也大概是这个道理。因此中国制订经济政策时,要更多的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要敢于走出自己的政策行情。(作者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特邀撰稿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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